据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，两周时期的曾国，至少曾在湖北随州、枣阳及京山一带建都。上述据楚王酓章钟、镈铭可知曾侯乙的宗庙在西阳，而曾侯乙墓在随州，[7]西阳和随州显非一地，所以随州首先应予以排除。曾侯乙的宗庙在西阳，其墓却在随州，可见西阳距离随州应不太远，否则从情理和事实上来讲，可能性皆不大。就距离而言，光山离随州有250千米左右，而考古发现有春秋早期前段曾国公室墓地的枣阳一带，距离随州叶家山却不足60千米，因而可能性更大。再者，光山一带虽在西汉时期置西阳国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，但迄今尚未发现有与春秋早期曾国有关的遗存和遗迹，即便将来有所发现，也与上述枣阳一带距离随州较近，且有春秋早期曾国公室墓地及政治中心所在等情况不能相比。另外，光山宝相寺一带，1983年曾发现黄君孟夫妇墓，[8]表明该地在春秋早期应系黄国的疆域范围，而与曾国似无涉。《左传》僖公十二年：“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，不共楚职，曰：‘自郢及我九百里，焉能害我？’夏，楚灭黄。”鲁僖公十二年（前648），黄灭于楚，其地入楚。即使是就疆域范围来讲，春秋早期的曾国也不会到达光山一带，遑论其作为曾都了。[9]因此，春秋早期曾都在光山一带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，而枣阳更可能是春秋早期曾都所在，即楚王酓章钟、镈铭所云之“西阳”。
京山坪坝苏家垄一带，过去曾发现高等级曾国墓葬，[10]目前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，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，该地在春秋早期后段可能曾作为曾都。该地虽距离随州亦不远（70千米左右），但相对枣阳而言，一是时代略晚，二是墓地的规模较小。综合来看，其为“西阳”的可能性似不大。
在京山之南，古有西江，即今之天门河。唐赵璘《因话录·商下》：“千羡万羡西江水，曾向竟陵城下来。”竟陵即今天门，天门河流经城西。京山在西江之南，符合古人所谓水北为阳的观念，但西江得名较晚，因而京山一带在春秋时期也不大可能是“西阳”。
总之，京山一带作为曾都“西阳”的可能性应可排除。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枣阳最有可能为楚王酓章钟、镈所云之曾都“西阳”。
枣阳一带如熊集段营、郭家庙等地，历年曾国铜器续有出土，近年周台、郭家庙等
地考古发掘工作多有开展。[11]目前来讲，在郭家庙等地发现、发掘了大量的春秋早期曾国公室墓，部分墓葬等级较高，墓主可能为曾侯一级。曹门湾墓区发现有长32.7米、葬车28辆的车坑，长9米，葬马49匹以上的马坑；郭家庙墓区出土有曾伯陭钺等曾侯一级及曾太保等人的铜器，凡此皆表明该墓地的等级很高，应系以曾侯为中心的曾国公 室墓地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枣阳吴店一带当系春秋早期前段曾国的政治中心即曾都所在，[12]亦即楚王酓章钟、镈所云之曾都“西阳”。
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[13]等考古发掘表明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曾都应在今随州一带。曾侯乙之时，曾都既在今随州，曾侯乙亦当逝于此，而其宗庙却在“西阳”即今枣阳一带，这应与上述枣阳一带之前曾为曾都所在，曾侯乙之先人宗庙在此有关。
《左传》定公六年：“四月己丑，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，获潘子臣、小惟子及大夫七人。楚国大惕，惧亡。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。令尹子西喜曰：‘乃今可为矣。’于是乎迁郢于鄀，而改纪其政，以定楚国。”楚昭王所迁之鄀，或认为在今湖北钟祥市西北 南迁后的鄀国所在、汉晋鄀县，[14]或认为在宜城东南的汉水东岸，[15]或认为在宜城西南，[16]或认为在丹水中游以北的故鄀都商密、汉晋丹水县。[17]
徐少华曾对钟祥说予以辨析，[18]认为其可能性不大。宜城 东南的汉水东岸说，如陈伟所云，吴师入郢，系溯淮水而上， [19]汉东地区正是兵锋所向，[20]当不确。至于商密说，目前也并无确据。
清华简《楚居》第12号简曰[21]：
至昭王自干溪之上徙居媺郢，媺郢徙居鄂郢，鄂郢徙袭为郢。
“为郢”，赵平安云即《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（ 前529）、《史记·楚世家》灵王十二年的“鄢”，在今湖北宜城西南，可对应1990年发掘的宜城郭家岗遗址。“为”即鄢，可以涵括鄀，《楚居》的“为”和《左传》定公六年（前504）的“鄀”相当。 [22]其说可信。然则昭王所迁之鄀应在今宜城西南。
又清华简《楚居》第13号简曰[23]：
至献惠王自媺郢徙袭为郢。
即楚惠王时又迁回“为郢”即今宜城西南。楚王酓章钟、镈铭云楚惠王“返自西阳”，即自枣阳返回宜城。枣阳距宜城不过130千米左右，当日可往返。这也表明将“西阳”地望定在枣阳一带较为合适。
总之，据有关考古发现，尤其是近年枣阳郭家庙墓地的发掘情况来看，楚王酓章钟、镈铭的“西阳”的地望应在今湖北枣阳一带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